唐朝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中对从医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医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立誓言倡导从医者：“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
现代医学大师张孝骞总结自己从医60多年的体会时说：“我虽从医60多年，至今最不敢忘记‘戒、慎、恐、惧’四个字。病人把生命交给了我们，我们怎能不感到恐惧呢？怎能不用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的态度对待呢！”
由此可见，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以人为本，以为病人谋幸福”从来都是“医之根本”。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百年医事中，从这里曾走出来一代又一代的从医者，他们植根于豫东这方土壤中，他们中的许多人被人民群众称之为名医。他们成为名医的背后有着太多的磨砺，太多的牺牲，当然也有太多的幸福，用他们的话来说，这种幸福来自从自己的手中救活一个生命时的成就感。
大医精诚。当然还需要一个特殊的环境和氛围。身在其中，耳濡目染，久而久之，入心上身，最终形成有着共同职业志向和理想、良好技术和品德，给病人尽可能的温情与关怀的专家队伍群，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传承不竭，延绵不衰。
博爱无疆
医学之神圣最大程度上在于她的博爱，以致没有人与人的区分，没有国与国的阻隔。
1928年秋，加拿大医学博士吉伯特（H•HGilbere，中文名字郭海伯），乘上驶向一个东方大国的轮船，他是受加拿大圣公会北美教会的派遣来中国中原豫东地区开辟“新医学途径”的。他清楚地记得临来时北美教会会督对他所说的话：“用医学的方式来接近中国人民的内心，让生活在那里的人民信奉上帝并接受上帝的福音。”当然，随他而来的还有北美教会赠送的德国产150毫安X光机、显微镜以及一些器械等。
初来时，郭海伯在圣保罗医院担任妇产科和外科大夫。1930年，郭海伯筹款购置了锅砣机、发电机和发电设备，建设了发电机房，成为商丘首家用电单位。X光机开始透视、拍X光片。之后，郭海伯又自己设计了无影灯，由医院技术工人李明善精心制作后用于手术室，效果很好。由于X光机、显微镜的使用，临床诊疗、眼科、外科手术均上升到一个新阶段。据资料统计，当年医院门诊量已达到上万人次，各类手术达到2000多例。
1933年，郭海伯接任第二任圣保罗医院院长。他除少数时间参与决策性事务外，大部分工作仍然是看病、做手术。
“1美分的预防胜过1美元的治疗”，郭海伯提倡预防疾病的重要性。他在担任院长期间，一直致力于防疫工作。圣保罗医院享誉四方。
1938年5月，华东重镇徐州失陷后，日军沿陇海铁路西进。商丘城乡群众陷于惶恐之中，无家可归的人们到医院寻求保护。郭海伯敞开院门，接纳难民3000余人。避难结束后，商丘人民为感谢医院的保护，赠立石碑五块，以表纪念。
1937年，郭海伯为一名妇女主刀切除巨大卵巢囊肿。
1939年郭海伯回到自己的祖国加拿大。在商丘从医11年的岁月，成了他一生的牵挂。
1981年3月15日，已是85岁高龄的郭海伯收到了李明善的儿子李秀武的来信，李秀武是市第一人民医院传染科副主任医师。郭海伯欣喜万分，随之给李秀武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李秀武大夫和夫人，我和夫人很高兴接到你1月28日从商丘寄来的书信。这是我40年来第一次收到来自河南的信息。我们非常愉快和幸福。我回想在圣保罗医院工作期间你的父亲和郝师傅为我们做了很多的好事，给我们做的家具非常耐用，直到我们离开时都在享用它们。日本军队迫使我们离开了那里。我一直怀念那里的一切和思念那里的人民。”
一个古老的命题
如何做一名好医生？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这个命题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如同“一个讲不完的故事”一样，反复咏唱，延绵不衰。现代医学之父奥斯勒在演讲的《行医的金科玉律》中说：“行医是一种艺术而非交易，是一种使命而非行业，在这个使命中，用心要如同用脑。”
2007年，医院组织召开了一次“医德感悟会”，离休老干部、消化内科专家韩其勋被请上演讲台。这位老专家在总结自己从医40多年的经验时说：当医生，要当个好医生；当好医生，首先是要老老实实做人，然后是踏踏实实看病。
韩其勋退休前曾任消化内科主任。他一生没有特殊爱好，就是一天到晚地“泡”病人。几十年如一日，星期日也不例外。就是因为他和病人“泡”在一起，对于科室收住的病人了如指掌，任何病情变化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韩主任一生没发表多少论文，也没有什么科技成果，一个听诊器整天挂在脖子上。他就是靠自己扎实的中西医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赢得了无数病人的尊敬和信赖，被人们称为“韩名医”。
好医生，首先是老老实实做人， 然后是踏踏实实看病。这是韩其勋对好医生标准的要求。
1966年，一名30岁的姓赵的木工在操作中被机器截掉右手的四个手指。他来就诊时外科医生傅文良正在挨斗。护士跑来叫他上手术台，他二话没说扭头就走。按当时的医疗设备和条件，想把截断的四指再植成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让人难以相信的是傅文良创造了奇迹！木工师傅不仅被再植活了四指，功能恢复也如以前一样。事后，同事替他担心，问他是怎样想的，不怕后果吗？傅文良说：“啥也没想，只想到他还年轻，肢体应该是健全的。”
好医生，还应该敢于为患者担风险。这是付文良对好医生概念的诠释。
“小儿王”是老百姓对小儿科专家王雅俐的称呼，她精湛的医技和她开出的“小处方”也让人称道。1980年年初的某一天，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大厅内，一位农妇抱着高烧不退的小男孩，手里拿着刚从医院药房拿出来的两袋西药，满腹狐疑。她看见一位中年男子，怯生地问：“同志，俺孩子烧得厉害，大夫只给俺拿了几毛钱的药，俺孩子的病能好吗？”中年男子认真看了两袋药，一袋装了3小包医院配制的口服药叫单健痢，另一袋装了3片白药片是消炎痛。这位中年男子又看了患儿的病历，诚恳地对那位农妇说：“给你看病的医生叫王雅俐，是我们这儿最好的小儿科医生，你的孩子会好的。”
现任药剂科主任的门超说起王雅俐的“小处方”记忆犹新。他说当年王主任开出的处方一般情况下，价格最贵的超不过5元，最便宜的只有1毛多钱，一般在1—2元钱。其神奇之处在于药到病除。
有人形容王雅丽给患儿看病，“像母亲看自己的孩子一样”。用最便宜的药，花最少的钱治好病人的病，是王雅俐终生实践的好医生的理念。
上世纪90年代初，医院开展了“假若我是一个病人”活动，它最深刻的含义是“好医生不光是治疗疾病，还应该是治疗患病的病人”。
2001年，医院将院训定为“重德、精业、求实、创新”。“重德”被放在首位。在当今社会，医学改变了世界，变化了的世界也改变了医生和病人，但无论怎样改变，就医生职业来说，医学所面临的最理性的回归仍是如何做一名好医生。
心中有党 眼中有病人
上世纪80年代，一位患者的女儿曾回忆她当年带母亲去找豫东名医谢裕东看病的情景，她说：“老人端坐诊室，精神矍铄，面带微笑，诊室整洁安静。看病时，‘望、闻、问、切’无一不细。处方开出后，将方剂上的药剂一一介绍，反复叮嘱。”
患者的女儿说：那哪里只是摸脉的手，那哪里是在诊脉，简直像弹奏患者生命的凯歌。找这样的名医看病，药不服用，病祛七分！
这不仅是一位患者对谢氏老人的赞叹，也是广大患者对他的共同评价。
1955年，全国脑炎、乙型脑炎暴发流行，河南是重灾区。那时医药还不发达，死亡率很高。谢裕东、胡蔚然两名豫东名医联手研制“白胡汤”，用于治疗大脑炎所引发的高热惊厥，疗效十分明显，大大降低了死亡率。1958年9月，胡蔚然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他荣获了卫生部颁发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先锋奖章”，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62年至1963年，胡蔚然曾两次被聘请到河南中医学院讲学。他的研究专题《关于传染性肝炎》、《癫狂症阴阳辩证及治疗》、《伤寒》、《妇女痛经闭经》等论著以及医案收录于《河南省名老中医经验集锦》一书，由河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有人说豫东中医届有两名名医，一名是谢裕东，另一名是胡蔚然。这两名深受豫东人民爱戴的老中医，曾擎起苏、鲁、豫、皖周边地区中医的一片蓝天。两位老人有着共同的经历，他们都是从旧社会开始学医、从医，他们饱受弱国病夫之苦，他们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们亲眼看到祖国医学被确立为一门科学，看到了中医事业的繁荣昌盛。同时，他们为医、为人、为事的大师风度和魅力为后人树立了高度。
心中有党，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是他们终身追求的理想。
1984年的春天，谢裕东老人穿着整齐，神色庄重，早早地等候在会议室。他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这是他一生的心愿，也是他最大的心愿。谢裕东老人在他入党的同年6月，安详辞世。“待病人如亲人，党的召唤要记心，态度和蔼、言语谦逊、未曾服药、病轻三分。医家切忌、横眉冷眼、言语粗暴、生硬简单、即使服药、恙难告愈。救死扶伤、医家本德、体贴入微、将心比心、干部群众、一视同仁……”1982年，谢裕东老人的这篇《医家座右铭》，从他张贴的诊室通过河南省人民广播电台传向四面八方。
谢裕东老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当然还有凝聚了他一生心血的多篇论著和方剂。
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
为民众健康服务，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百年医疗工作中占有重要部分。
院志记载：1938年夏，圣保罗医院为来避难的民众防病治病，医院派出医生护士到县城为中小学生防疫，接种牛痘。1954年至1957年，医院派出43名卫技人员参加项城、淮阳、鹿邑等地防疫救灾，历时369天。1958年至1960年，白喉、麻疹、乙脑及浮肿病等病流行，医院组织4批共805名医技人员分赴夏邑、虞城、太康、睢县、永城、开封、郸城等地，防疾治病，历时540天，疫情得到控制。1967年至1968年，流脑、乙脑、伤寒等病暴发流行，医院组织医护人员233人分批赴往各县农村巡回医疗……
类似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很多。
南丁格尔获得者吴静芳，曾多次下乡防病治病，她在回忆当年情景时说：“当时的农村卫生条件极差，下乡的医生护士常常几个人挤住在农民家里。在防治血丝虫病时，采集血样要在群众睡熟时采集，一夜不能睡；白天和农民一样下田，向他们宣传防病知识。这场防疫任务结束了，又一个新的防疫任务来了，后来，干脆连背包也不解了，说走就走。”
吴静芳老人说：“我们那一代人就是这个特点，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不讲价钱。”
回顾圣保罗医院时期，那些“洋大夫”们也曾按照教会的“仁慈”宗旨，从“贵族医院”走向“民间”，为贫苦群众防病治病，也曾把西医学引向民间，为中国民众健康作出过贡献。
在巡回医疗中，最让人难忘的是在妇科疾病普查中发生的故事。当时，当地农村有很多妇女患有妇科疾病，最严重的是因为过度体力劳动或分娩后造成的子宫脱垂。但很多妇女不愿脱衣服接受检查。医疗队员们就挨家挨户宣传，在她们自己家用板子或小床当妇科检查台，患病较轻的就开药治疗，教给她们护理的办法，病情较重的就带回医院手术治疗。
1968年，一位农妇患巨大卵巢囊肿，韩天民为患者切下来的囊肿有70余斤。因这件事他被老百姓传为“神医”。
在巡回医疗期间，医疗队员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农村培养了大批“永远不走的赤脚医生”，这些赤脚医生，诞生于田间地头，也深深扎根于民间。
用生命演绎生命奇迹
“1960年，解放军战士李培根外伤大出血来医院抢救，有32名职工献血共3900毫升，挽救了战士的生命。”
在医院院志上，用36个字的篇幅记载了这件事。记载中没有手术者的名字，也没有献血人的名字。试想，如果把当时抽血用过的100毫升或50毫升的玻璃针管排列起来，可以排成几米长短，那情景会让人惊叹；如果把32名前来献血的职工排成队伍，那场面一定会很动人，但是，这一切对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员工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献血者诠释概念：生命原则高于一切。
1982年，一位妇女患子宫破裂来医院急救。患者生命垂危，手术者韩天民在临上手术前为患者献血200毫升，患者生命出现转机，当即，韩天民为其作了子宫切除术。
同样在院志《人物传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韩天民，豫东著名妇产科专家。1948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医学院医疗系，同年任圣保罗医院医师。韩天民从医45年，精通妇产科专业技术，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医德高尚，多次为危重病人献血并进行手术抢救，使多名宫外孕、子宫破裂大出血休克病人转危为安，深受病人及亲属爱戴和尊重。
读到这段文字时，禁不住让人感动，又让人仰望。
让我们把回忆翻回到那个无数次让人难忘的场景：安静的手术室，无影灯下，韩天民用凝重的眼神和配合手术的医护人员交流，手术熟练，有条不紊，手术台下躺着子宫破裂大出血的女人，她的血管里流淌着手术者刚刚献给她的热血。生命一次又一次彰显出奇迹。
大爱无言。医者，大爱也。唯爱才能够深入持久，唯爱才能够历久弥馨。我想，这也许是韩天民能成为一代名医的真谛吧！
师道，点亮一盏明灯
奥斯勒的《行医的金科玉律》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我的记忆里，每一位老师的言传与身教，无不真诚而鲜活，在黑暗中为我们点亮一盏明灯。”
现任血液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淑霞说，她之所以选择搞血液专业，是因为恩师朱效秀。“对学术严谨求实，对技术精益求精，对学习终身坚持，对生活单纯简单。”陈淑霞在说到她的老师时，仍然热泪盈眶。
陈淑霞回忆说：“1980年，我帮助朱老师做‘商丘视线中学生营养性贫血研究’的课题。朱老师早上6点起床，到各个学校采集血样。朱老师的爱人曹国顺是医院血液研究室副主任医师，负责做血样检验工作。有一次，曹老师把做好的几百个血样结果报出来，朱老师不放心，让曹老师再用我的血样做两项进行比对，结果两项的检验结果略有差异，朱老师坚持把几百个血样都重新再做一遍，个别有疑点的血样要反复做三四次。”
1980年，血液科收住一名金葡菌感染败血症合并化脓性骨髓炎的患者，患者是位中年男性，家里很困难。朱效秀给病人做药物敏感试验，一次不准确就再作一次，直到她认为结果是正确的。从中，她再选择价格最便宜的药品应用于病人。朱效秀说：“医生不能单独从治疗上考虑问题，所关心的应该是病人的整个机体，包括心理问题。”
现任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张洛英，是恢复高考后的1977届河南医学院毕业生，她和她的前任妇产科主任1965届毕业生陈松竹既有校友之谊，又有师生之情。
张洛英到妇产科报到的第一天，当时任科主任的陈松竹特地把她叫到一位产妇床边，对她说：搞妇产科，首先要熟知女性骨盆，要像知道自己的手一样。“陈老师对女性骨盆四个平面与各平面的经线、胎儿运转机制等知识的熟知程度让我佩服，也让我爱上了妇产科这一行。”张洛英颇有感动地说。
陈松竹对下级医师的要求极其严格，不仅是“出了名”的严厉，而且有时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
陈松竹带领妇产科医生大查房，如果她发现住院医师的病历书写不符合要求或缺项、漏项、描写不准确，当场撕掉病历是轻的，看到很不像话的病历，刷地一下扔出门外也是常有的事。她带的几个弟子曾这样说过：“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陈老师查房时来问话。”
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中青年科主任，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都体会过“严师”的训诫。
现任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的高凌说：“跟白晏然老师上台手术，动作多余、不规范，轻则用止血钳敲手，重则把手里的止血钳打飞。由于白老师严格，每逢做手术前，一遍遍看病人，反复翻看手术步骤，唯恐有一点疏漏；那时虽然经常挨老师的吵，但进步得很快。”
有很多好的习惯就是在严格要求下形成的。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这样评价老师的力量：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结合含有某种苏格拉底式的平等意识，双方所看的是标准的一致，而非权威上的等级。他们在一起生活和工作，听命于一个共同的职责，彼此召唤以期达到思想与技巧的最高境界。老师的人格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对他们施加着绝对的影响。这种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市第一人民医院得以永葆青春的秘诀。
（原载2010年8月27日《商丘日报》第B3版）
